不少官员动辄就抱怨，指责中国老百姓素质不高，并对这些老百姓表现出强烈的嫌弃。据他们说，一些本来可做的“好事”做不得，就因为老百姓的素质太差、太低，只好通过教育，等到把老百姓的素质提高以后再考虑。而一些正在做的“好事”，也因老百姓的素质不高而让他们做的很累，甚至“好心当了驴肝肺”不得好报。而在抱怨、指责中国老百姓素质不高的同时，他们又往往神往的夸赞人家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素质如何高，作出垂涎羡慕相。好像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了人家那样的高素质，他们就高兴了，满意了，而且这也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。
他们真的羡慕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素质吗？真的希望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也尽快提高起来吗？
从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来看，人家那里官员同老百姓的关系与咱们这边相比，差异似乎很大。人家那里的官员，大都是老百姓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出来的，竞选者需要到老百姓中低三下四地“拜票”，不但要公开亮出自己的政见，承诺自己当选后要给老百姓做些什么好事，还要把自己几乎所有的信息向老百姓公开，接受老百姓的“审查”。当选后，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和媒体的监督之下。奥巴马政府现任的财政部长盖特纳，只因偷税漏税两三万美元，被媒体、民众发现后穷追猛打，几乎要被否决。他补缴了税款，又被确认是无意犯的错误（奥巴马语），才得到谅解而出任财政部长。就是那些不是被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任职的官员，也同样在媒体、民众几乎无孔不入地监督之下。他们个人的财产，其中包括房产、收入，要完全向老百姓公开，甚至他们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，也需向社会透明。这是人家那里的制度使然，同时也是人家那里的老百姓的要求。他们不这样做，制度通不过，老百姓那里也通不过。他们为老百姓把事做好了，老百姓认为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，就得为老百姓办好事，这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，很拿劲儿，轻易不肯为他们歌功颂德；若失职或没有办好，便会对他们“口诛笔伐”地问责甚至弹劾和罢免。总之，是难伺候得很。我不知道我们一些官员称颂和羡慕的人家老百姓的素质高，是不是也包括这些内容？如果咱们老百姓的素质也像这样，他们真的会高兴，会满意吗？
群体事件的发生，常常是老百姓被指责素质低下的最有力证据。其实，所谓的群体性事件，不独发生在我们这里，前不久希腊就因一名少女被警察射杀而爆发了反政府的群体性事件，好像至今还未完全平息。人家那里发生这样事件的时候，首先追究的是政府相关官员或相关人员的责任，以此给老百姓有个交代，来平息事端；老百姓也这样要求政府。而我们这里，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，明明是当地政府的“不作为”或“胡作为”造成的，却先指责老百姓“不明真相”。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，开始也是按这个思路通告天下的。但后来事实证明，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当地政府在征地、拆迁、办矿等事情上胡作非为，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，才在一名少女之死的问题上“闹事”。在人家那里，由于官员自己失职、“乱作为”造成的群体事件，打死他们也不敢把责任推给老百姓。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真的按这样的标准提高了，揪着管理失职的官员不依不饶，那些官员会双手加额，口称阿弥陀佛吗？
不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我们一些官员之腹，他们表面上好像真的向往和羡慕人家老百姓的那种高素质，实际上对人家那种高素质忌讳的很，嫌弃得很，希望那种高素质永远不要体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身上才好。而所以有时称颂人家老百姓的素质高，乃是因为这种素质离他们很远，便于把自己搞砸了事的责任嫁祸治下百姓找借口罢了。
但是又不能说他们希望老百姓提高素质全是假话，也有真的方面。这正像一些父母和老师认为老实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一样，他们希望的老百姓素质高，也是老实听话，对他们言听计从，甚至逆来顺受，只会应“喳”，也只知道应“喳”。总之，他们怎么说，老百姓就怎么做——他们说长，老百姓说不短；他们说方，老百姓说不圆；他们说砂锅能捣蒜，老百姓说砂锅捣不烂；他们说公鸡能下蛋，老百姓说亲眼看见。他们希望的老百姓的素质就是这样的素质。这样的素质他们才认为是高素质，而且是最高的素质。这样，才可以确保他们无论怎样“主民”（不是“民主”），都可以稳稳坐在官位上为所欲为。
然而，既然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，再想把老百姓圈进去可不容易了。中国人从打开的国门里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当年山西军阀阎锡山为确保自己在山西的统治，连山西的铁路都故意修成窄轨，不与外界相接。现在，谁还想这样，就白日做梦了。
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是注定会提高的，但不会按上述那些官员的“主民”的思路提高，而只会按“民主”的思路提高。那些官员如果不把自己的“主民”思路抛弃而代之以“民主”的思路，最后必然被提高了“民主”素质的中国老百姓所抛弃；要不被“民主”抛弃，就必须抛弃“主民”，好像没有第二条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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